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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改的的關鍵是教師。”曾有名人如是說。近年各地紛紛上馬“名師工程”，顯然是為了加快教師隊伍的建設，推想決策者已意識到教師的整體素質對課程改革的成敗舉足輕重。
名師是怎樣產生的？顧黃初先生說：在我國古代，道傳得深刻，業授得扎實，惑解得透徹，因而在施教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，贏得了良好的聲譽，便成了“名師”。據我所知，過去的名師都有很好的口碑，卻沒有官方授予的頭銜。
事到如今，名師的產生似乎現代化了，也復雜了許多。有了頭銜的名師是從中高考的戰場凱旋的？是在各級課堂教學大賽中勝出的？是校長欽命的？還是學生選出的？還真不好說。
我1957年開始當小學教師，1984年任高中校長，1987年到河南省基礎教育教學研究室任中學語文教學研究員，直到退休。積五十多年教學教研之經驗，從許多沒有“名師”頭銜的教師，特別是語文教師的經歷中，悟出了一點偏見：名師是讀書讀出來的。讀書多的未必能成名師，但不愛讀書、不善讀書的肯定成不了名師。當然因社會風氣而撿到“名師”頭銜的除外。
一、如鏤似刻鉆古書
近來，我的書桌上有一部厚重的專著：《說苑譯注》，（漢）劉向撰，程翔譯注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，16開本，565頁，996千字，定價68元。1963年出生、現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的程翔，是同齡人中成名最早的語文名師之一，曾被推舉為全國青語會理事長。他此前已有《語文教改探索集》《語文人生》等七本著作出版，而這本《說苑譯注》實現了從一位中學語文教師向古文獻研究學者的華麗轉身。認識程翔，是在1991年由首都師范大學饒杰騰教授主持的“全國首屆語文單元教學研討會”上。那時程翔還是泰安六中語文教師，已在山東省的教學大賽中奪魁。程翔執教《夢游天姥吟留別》的當晚，應山東省教研室吳心田先生之邀，饒先生、南京市教研室已故錢任初先生、順德市教研室鐘德贛先生和我，對這節相當精彩的課評頭論足。兩天后研討會從北京移師泰安，程翔再次執教《夢游天姥吟留別》，五位老先生欣然發現，他的教學已更上一層樓，聽課教師也給予更高的評價。此后近二十年，我與程翔多次交往，每次都談到他的教學、讀書與寫作，常有后生可畏之嘆。大約五年前我就知道他有譯注《說苑》的計劃，但當這部厚重的學術專著寄到手中時，我仍然大感意外。在給他的回函中，我坦言：原來以為只有二三十萬字，想不到竟然是近百萬字的煌煌大著！程翔在后記中說：在長達四年的時間里，我每天下班后就坐在書房里，沉浸在書海之中，忘卻了外界的一切。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坐冷板凳。看著這部沉甸甸的大書，我想象程翔鉆進古籍中，爬羅剔抉，句斟字酌，冥思苦想，如鏤似刻的情景，就象茨威格筆下的羅丹，一拿起刻刀就忘了一切——我油然而生敬意。
程翔承認他的工作環境是優越的。但環境同樣優越的人，并不是人人能成為程翔。所以我認為當之無愧的名師程翔是讀書讀出來的。他是我的觀點最有力的論據之一。
“名師是讀書讀出來的”，論據之二是一套叢書：《名師講語文》，于漪、劉遠主編，語文出版社2007至2009年陸續出版。顧黃初先生在叢書的《序》里列舉了20世紀“工于文史”的六代名師的代表人物，第四代名師中就有這套叢書的主編之一于漪老師，而叢書選錄的都是“新生代”的語文教學名師。我讀了中學語文名師的20本“講語文”之后，曾作過粗略的統計：20位名師中，男17人，女3人；40后3人，50后4人，60后12人，70后1人；分布的地域北起黑龍江，南至廣東，東起沿海各省市，西到重慶，中部有京、冀、豫'、鄂、湘一線諸點，共涉及11個省市。他們確實可以稱為“新生代”，而且頗具代表性。其中13位我都有過或多或少的直接交往，其余各位未見其人也大多讀過其文。據說MBA教材很重視案例的分析，于是萌發把這20位名師作為個案研究的想法，并作了大量摘記。程翔的大著又促使我把計劃付諸實施，于是有了這篇遲到的文章。
二、如濡似染沐書香
國外有學者指出：一個人小時候看見玫瑰，后來他就長成了玫瑰，看見野草，他就長成了野草，比喻幼年、童年、少年時的讀書對其一生的影響至關重要。叢書第一板塊“我的語文人生”讓我看到了名師們在讀書中成長的人生軌跡。
肖家蕓的祖父就是皖東南一帶的語文名師，酷愛讀書藏書，家里就是個小書館，父親、姑姑都學語文。他上小學二年級時，“史無前例”的“文革”開始了，別的孩子不讀書，他卻在家臨帖練字，還學會了查字典、背《論語》、聽收音機、學普通話。因照顧妹妹斷斷續續讀到四年級，竟憑著半個小時寫的一篇約600字作文破格跳到了初中二年級。高一時他讀了三十多篇《史記》，又讀唐宋八大家散文，高二讀唐詩宋詞，聽、讀、寫、背四合一，得了“肖秀才”的雅號。1974年高中畢業后曾任大隊文藝宣傳隊長，讀了不少法國作家的小說，也嘗試寫小小說，還寫過長詩、編過活報劇。1979年恢復高考，他的數學考了27分，是憑借讀過的古今中外的那些書考進了安徽師大中文系。出生于教師世家的肖家蕓，自幼耳濡目染沐書香，日后終于成了“名師”。
董一菲父母都是“文革”前的老大學生，她出生在北國鄉鎮，在姥姥家長到6歲，回到父母身邊后，在小油燈下跟著母親認識了兩千多漢字，而后背誦《長白山兒歌》，翻閱《草原上的鷹》，媽媽給了她買“小人書”的特權，還有機會翻閱父母劫后余書的《普希金童話詩》。1976年父母到農校任教，她也就“擁有”了學校的圖書館。剛上小學四年級，就享受到母親抱回家的精神大餐，癡迷得忘乎所以，貪婪地讀書，從而練就了讀書的“童子功”。她喜歡老舍、蕭紅、沈從文、泰戈爾，喜歡《卓婭和舒拉》《青年近衛軍》《靜靜的頓河》，有了自己的閱讀個性。她讀過薩特、尼采、弗洛伊德、米蘭·昆德拉，雖然自己說讀不懂，但我相信并沒有白讀，其實是為以后讀美學、哲學和心理學打了基礎，為當上“能讀懂哲學的人”鋪了奠基石。從小沐浴在濃郁書香中的董一菲，成了洋溢著書卷氣的“玫瑰”。
20位名師中有家學淵源的還有余映潮，他老爸是離休干部，84歲時還給他寫過洋洋千字的《書法入門歌訣》，年近九旬還用五言詩體給他發短信，可以想見幼時對他的影響。
三、如饑似渴求書餐
李勝利也能找到書讀。他是火車司機的兒子，可以不花錢坐火車到全國每一個通火車的地方，從小就到過北京、天津，讀了一本本“無字書”，讓小伙伴們羨慕不已。他家算是富裕的，偶爾能從母親那里得到一分、兩分的零花錢，他就把這些小錢攢起來，去買《蔡文姬》《三毛流浪記》等連環畫。到上小學，他的個人“藏書”已經有好幾紙箱了。這在當時是可以炫耀的巨大財富。他不知道什么時候就特別喜歡讀書了。上小學時，幾乎讀遍了學校的所有科幻書，他從二舅、姨姨、鄰居手中得到幾箱書，常常一個人鉆進又黑又潮的儲藏室，如饑似渴地讀書，十歲前就囫圇吞棗地讀了《高玉寶》《司馬遷的故事》等能找到的書。上小學五年級時，“文革”開始了，所幸他的幾位老師“堅守著知識分了的良知，把人類文明之火‘盜’給了我和我的同學們。他們是新中國漫長的文化災難時期的‘普羅米修斯’。”1971年，16歲的李勝利開始了教師生涯。苦于找不到書看，他像餓獸一樣，一頭扎進廢品站的廢紙堆中，找了一大“軍挎”的“供批判供參考的材料”，《被縛的普羅米修斯》《王安石變法》等書至今還在他家的書架上。他說：在那段文化荒漠的時光里，我無意間撿起了一些“卵石”，它們幸運地成了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。
無獨有偶，鄧彤也是從廢紙堆中“淘書”來讀的。20世紀70年代初，他隨軍人父親走到閩南山區，在軍人家屬造紙廠的原料庫中，堆放著“文革”期間被視為“禁書”的各類書籍，讓那群成天無所事事的孩子欣喜若狂。他整天泡在倉庫里“淘書”。在那個民族文化的“冰川期”，他卻有幸飽覽“群書”。雖然當時懵懂無知，只知道讀“小人書”“故事書”“打仗書”，而錯失了數不清的線裝書、“外國書”，但還是從大量閱讀中受到精神的啟蒙，豐富了知識，開拓了視野，培養了對書籍的喜愛。魯迅的《故事新編》《野草》，《唐詩一百首》《宋詞一百首》，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讓他受益至今。
與高知、高干、工人、軍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，農民的后代可就沒有那么幸運了。
程少堂說自己沒有游戲的童年,有的只是早熟的童年。他的外祖母生了11個孩子，其中4個夭折。他上有姐姐，下有一對雙胞胎弟弟，為生計奔波的父母顧不上關愛他，他三歲就領略了人生的荒原感。他1971年上初中，1976年高中畢業，正值“文革”后期，雖然他拼命讀書，拼命爭當好學生，但卻無書可讀。上課讀俗稱“八萬八”（88000字）的“紅寶書”《毛主席語錄》、“四卷雄文”《毛澤東選集》和18首《毛主席詩詞》，此外是極少能看到課外書的。家里的幾本課外書籍，都是學校發給他的獎品。一本20來萬字的《朝霞叢刊》散文集，翻來覆去讀了無數遍。《評法批儒材料》和《中國古代思想史》兩本獎品，成了他了解中國古典文化唯一的渠道。于是他只好拼命背毛主席詩詞和“老三篇”，拼命啃難懂的思想史。那是另一種饑渴，一種今天無法想象的饑渴，一種可悲的饑渴——無書可讀的饑渴。
無書可讀不只是程少堂個人的經歷，而是時代的通病。
家鄉在浙江寧海農村的褚樹榮說：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種先天的集體的營養不良癥。“營養不良”顯然有雙重含義，既指物質的貧乏，也指精神的貧瘠。在知識和經濟雙重饑荒的年代，他曾攥著三元錢步行五十里去買《中東歷史》和《非洲地理》。童年、少年生活在皖西農村的陳軍，上初中就住校，帶米到校換飯票，一周十八餐，餐餐吃上家里帶的咸豇豆，就很不容易了。還曾為同學偷吃了咸豇豆而大打出手。那樣的農村中學當然談不上讀什么課外書。
生在江蘇的黃厚江也說：我出生在物質最貧乏的時期，生長在精神最貧乏的年代。他慶幸自己在那個十分貧窮的村子里，居然讀了幾十部好書，其中有些還是名著，使饑腸轆轆的肚子里裝入了不少精神的五谷雜糧，對語文素養的積淀起了奠基的作用。
山東的李衛東自稱是一粒生長在貧瘠的土壤里的干癟的“讀書種子”。所幸的是，他母親愛好讀點書，并且也力所能及地鼓勵他讀點書。他曾從家里“偷”出十元錢，走了三十多里路，摸到城里的書店，買了大大小小一摞連環畫。后來又捧起母親的書讀起來。家里的書讀完了，又象獵人搜尋獵物一般四處尋覓。于是從兩位真正的“讀書種子”手中借來一部部大書，一本本文學期刊。
尤立增1968年出生在渤海岸邊的小村。早晨五點鐘起床，先拾一筐柴禾才去上小學，放學后再去生產隊干兩個小時活，掙兩分工（折合人民幣8分錢，能買一個雞蛋）。有時到河邊撈蝦，去田里挖野菜，撿廢銅爛鐵換幾本小人書，晚上點著自制的小油燈在媽媽的紡車聲中讀《小英雄雨來》《紅巖》《金光大道》，夢想有一天跳出農門。1983年考上重點高中黃驊中學后住校，一個大炕睡二十多個人，每天在學校吃玉米餅就咸菜，啃大蔥。但他遇到了許建國老師，學會了在文學的海洋中遨游。他讀魯迅、老舍、巴金、冰心、沈從文、高爾基、契訶夫、莎士比亞，半生不熟啃《史記》，囫圇吞棗看《論語》，并開始嘗試文學創作。
國外有句名言：為生存而閱讀，在閱讀中生存。程少堂們在雙重貧瘠的時代，自覺或者說并不自覺地為生存而如饑似渴地苦苦尋求著精神的食糧。他曾談到自己不太高尚也不太庸俗的讀書經歷。他小時候讀書的目的，是為了不被同學們打，是為了超越因又瘦又丑而帶來的自慚形穢，“為了超越這種自卑，我喜歡上了讀書，廢寢忘食地讀，天昏地暗地讀，在書中我不僅不自卑，而且快樂得很，自信得很。”
那個時代的“讀書種子”們，就是這樣饑腸轆轆地生存下來，才有了后來成為名師的機遇。這與“文革”后脫穎而出的一代“知青作家”的經歷頗為相似，梁曉聲、趙麗宏們，也是在小油燈下埋頭讀書、開始創作的。
四、如魚得水游書海
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，改變了十多億中國人民的命運，也改變了求知若渴的一代青年的命運。1977年恢復高考后，他們闖進了中等師范、專科學校，幸運兒進了本科院校，加入到80年代的讀書熱潮中，成了弄潮兒。而塵封多年后開放的圖書館、引進外國新書的大小書店，就成了他們暢游書海的啟航之港。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。1979年肖家蕓考入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，酷愛四大名著，尤其喜歡《紅樓夢》。1985年董一菲考入哈爾濱師范大學中文系，在紅學家張錦池老師掀起的紅學熱中也愛上了《紅樓夢》。
程紅兵比他們更幸運。他中小學時代一直是學生領袖，也是一個喜歡讀書的孩子。1978年報考大學本不愿當老師，偏偏錄取到第八志愿的江西師范學院。到了大學里一看圖書館居然有那么多的藏書，當時的感覺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，于是廢寢忘食地走進經典。
李海林是16歲那年考上湖南師范大學的。當時“文革”剛結束，人們好象剛從夢魘中蘇醒，全國上下都在憋著一股勁，要把因“文革”損失的時間補回來，奮發圖強，刻苦學習，一時成為社會風尚。大學里更是你追我趕，同學們都是比誰睡得更晚，看的書更多。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，他在老師的鼓勵下，啃起了馬克思《資本論》的第一卷和《198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》。讀不懂時，干脆把9萬字的《手稿》通抄了一遍。他的理論儲備和思維訓練，就是從這“兩個半部書”開始的。
嚴華銀生長于農村，小學未學拼音，中學沒讀文言。1977年考大學前，“惡補”了一番。初試時數學考了89分，語文只有60分左右。一心想上數學系的他，被集體“易幟”進了中文系。沒課的下午和大多數夜晚，他在學校非常簡陋的閱覽室里一直“泡”下去。三年師專期間，僅各種各樣厚薄不等的現代作家的散文集，就讀了上百本。
張玉新父母是地道的工人，少年家貧。1981年考入四平師范學院中文系，發現同學都愿意讀現當代和外國文學作品，自認為在這方面是文盲。但他極有性格，偏不從眾，選準古典文學和古漢語猛攻。他是班級公認的“鐵人”，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，在圖書館總能占到好位置——來得早走得晚。學生書庫不過癮，他蹭到教師閱覽室，等值班老師吃飯時替他值班，順便得以讀到學生書庫沒有的書。古典文學每學完一個段落，他強迫自己完成一篇“論文”。他認真分析重點篇章，完成了《孔雀東南飛》集注、《離騷》《天問》的翻譯，背了很多古典作品，還背了《說文》部首。因寫了一篇《詩經》的論文，得到老師的關注。正是憑著這樣的“厚積”，他才抓住了面試的機會而“薄發”，于1985年6月16日幸運地被東北師范大學附中第一批選中，從而改變了人生。那年他22歲。
褚樹榮1978年考入寧波師專中文科。他曾引用赫爾岑的話：“圖書館是思想的公開餐桌，應邀者圍桌而坐，各自尋覓所需的食物。”并說這正是我們那時候的真實寫照。讀那些成套的全集或叢書，類似于吃下西式大餐或滿漢全席；讀那些爭相傳閱的復印本或手抄本，則猶如隨意小吃或街頭點心。他說的“我們那個時候”，至少包括“文革”后大約十年間幾乎所有的大中專學生，自然也包括如今成為“名師”的那一代人。他說：“書，不但拓寬了我的生命時空，也充盈了我的教學時空。現在有句名言說“教師就是課程。”但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教師首先是一個閱讀者，首先是一個書生，首先是一本可供學生閱讀的活生生的大書。
閱讀改變人生，閱讀成就英才。80年代大大小小的高校圖書館，讓這批愛讀書的青年如魚得水,有了暢游書海的機遇。也是古今中外名著的熏陶，為他們后來的輝煌打上了濃厚的底色。
五、如虎添翼登書山
旁觀20位名師的讀書、從教經歷，我發現出身農家的約占2/3，第一學歷為高中、師范、專科的與第一學歷為本科的比例約為2:1，從鄉村中學開始任教的與從重點中學開始任教的比例也約為2:1。換句話說，大多數名師是在教學崗位上邊教學邊在職進修而逐漸成長的。起點低，起步早，長期堅持，孜孜不倦，忽獲機遇，一朝脫穎而出，似乎是他們共同的成名旅程。
前面提到，肖家蕓1974年高中畢業當過代課老師后來考大學，程少堂1976年高中畢業當民辦教師，連續三年參加高考1979年終于考上大學。李勝利則是1971年16歲留校當老師。其實早在1959年，胡明道就不無自豪地留在母校武漢市一女中任教了。他們都是邊教學邊讀書，曾走過漫長的自學苦讀之路。
趙謙翔的經歷頗有代表性。他是“逃亡地主”兼“反動學術權威”的兒子，“文革”中從吉林市下放到永吉縣“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”。1971年，因公社中學急需一名俄語教師，他破天荒地被錄用為民辦教師。他的學歷是兩年的“早產高中畢業”。除了高中俄語，他還教過初中政治，當過中心小學的“二把手”，1980年調入重點高中才教語文，可以說是半路出家。為了不辱使命，他學“笨鳥先飛，一個勁地飛”：硬背《古文觀止》，死摳《說文解字》，窮翻《辭源》《辭海》，朝朝暮暮沉浸在古今詩文的鑒賞里。甚至監考時也在心里背詩、作文，把苦差事變成了含英咀華、咬文嚼字的難得良機。為了不辱使命，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函授大學課程。捉襟見肘的語文教學，操心費力的班主任工作，排山倒海的函授作業，如三座大山壓在肩頭。但為了“知識充電”，他樂此不疲，在40歲時，終于以優異的成績從東北師范大學畢業，并獲得了學士學位。腹有詩書氣自華。有了這種底氣，1990年他帶的畢業班高考“一炮打響”，一夜之間成了“榮譽暴發戶”，名聲不求自來，桂冠接踵而至。于是他在1996年大刀闊斧地改革語文教學，終于成為名副其實的名師。
蔡明1996年38歲時被評為江蘇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,年紀輕輕的他回答記者提問時出語驚人:“我是‘射師大’畢業的。”讓記者莫名其妙。
“射師大”云者，阜寧師范在射陽縣教師進修學校設立的教學班也。中師學歷在高中任教，百分之一千的不合格。因此一直很自卑，也一直想尋找機會再考。但脫產學習的機遇不肯垂青于他。于是他以中師學歷考上本科函授，1985年拿到揚州師范學院的畢業文憑。1997年又參加了蘇州大學文學院研究生課程班的函授。他對于工作函授一肩挑的生活，已經非常習慣。也正是這種不斷函授，才幫助他不斷進修業務，提高自己。所以他驕傲地宣稱：“我是函授專業戶。”
黃厚江的經歷與蔡明驚人地相似。高中畢業后，曾死心塌地當農民，也逐漸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農民。1978年考進一所中等師范學校的分校讀了不到兩年書。畢業后分配到一個離縣城幾十里路的很小的鄉村中學。1982年以中師學歷考取了揚州師范學院的本科函授。也正是在教學和函授的過程中，為了生存，為了發展，他讀了《紅樓夢》《包法利夫人》等中外名著，讀了《文化苦旅》之類暢銷書，讀了《美的歷程》《談藝錄》《禪外說禪》《雅舍小品》等文化經典，但受益最大的是《史記》以及與之相關的李長之的《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》等。他的心得發人深省：《史記》中的語文才是真語文。因為它的每一個字，每一句話都有生命在跳動，都擰得出生活的原汁。“我常感到，我們真需要在骨子里培植一點司馬遷式的浪漫與執著。”我想，也許黃厚江們孜孜不倦的追求，正是來自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這種浪漫與執著吧。
余映潮的執著更讓我肅然起敬。他的中學時代是在名校華中師范大學一附中度過的。1968年，近20歲時卻遠離武漢下鄉了，而且在鄉下生活了近14年。35歲走進縣城，1984年近37歲成為荊州市教研室的中學語文教研員。他要求自己：要具備服務教學的思想意識，崇尚科學的思想方法，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。他清醒地認識到：厚重與深刻，表現在讀書的數量與方法。許多年，他用最笨拙而又最科學的方法讀書，用最辛苦而又最有用的方法讀書，用最麻煩而又最精細的方法讀書——做讀書卡片。數以萬計的資料目錄索引和資料卡片，成了他研究和指導語文教學的致勝法寶。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《聽余映潮老師講課》一書中，他談到一件趣事：1997年春在武漢市召開的胡明道老師教學藝術研討會上，他近兩萬字長達兩小時的發言，讓胡老師本人很驚奇：這些資料從哪里來的呀？余老師開了她的40多篇文章的目錄及出處——這份目錄，連胡老師自己都沒有。為了讀書，他很少休息過節假日；又讀又記的讀書生活，就是“四季的耕耘”和鉆探。從1984年起，他用八年時間寫完了“中學語文教例品評100篇”；從1996年起，寫了幾十篇有關教學思路設計的文章；從1997年起，寫了四十幾篇“別出心裁讀課文”專欄文章；從1999年起，發表了幾十篇教案設計；從2002年起，開始發表“閱讀教學藝術50講”。他說：如果沒有這種耕耘與鉆探，我也許不會成功。什么叫“厚積薄發”？余映潮積16年的讀書摘記，到當了市教研員才開始噴發，一發即不可收。為什么能“一鳴驚人”？因為已經16年未鳴，一朝起鳴，其聲必然宏亮，振聾發聵。余映潮的萬張卡片、數百篇文章，是名師必須愛讀書、善讀書的最好佐證。
王君在20位名師中占據了兩個唯一：唯一的西部名師，唯一的70后名師，還是三位女名師之一。她在重慶綦江這個小縣城平民聚居的一條街上長大，父母都是破產小廠的工人。自稱中學時代是丑小鴨的她，從專科學歷起步，從鄉鎮中學開始，當了語文老師卻很快變成了耀眼的白天鵝。課程改革的大環境給她提供了展翅藍天的空間，善于抓住機遇和善于學習使她越飛越高。任教三個月就主動請纓代表本縣上公開課，教齡三年就在重慶市優質課大賽中拿到第一名，25歲就登上了全國課堂教學大賽的講臺……其實這種借助火箭推動力式的飛升，必然存在隱患。好在王君在沒拿到全國大賽一等獎后，遇到了坦然而大氣的李鎮西老師，在市級研討會上受到了一位老教師的嚴厲批評。我為王君慶幸：幸虧有長者的開導和批評！我為王君喝彩：及時醒悟，皤然悔改，從教學技巧的沉迷進入到對文本解讀和課堂模式的深入思考。思考的結果是一頭扎進了各種理論書籍中，重讀蘇霍姆林斯基、陶行知、葉圣陶，再看于漪、錢夢龍……讀書的感悟是：語文的內力，是一個無涯的終身修煉的過程。我也多少有些許為王君遺憾：“忘記了讀書，源頭活水已近干涸”，就這么兩句，似乎太輕描淡寫了。不知王君讀了《余映潮講語文》會作何感想。也不知在一級級的課堂教學大賽中一課成名的“名師”，有多少人讀過《余映潮講語文》《王君講語文》，讀過后又作何感想。
如果說這些名師未成名之前就是生氣勃勃的小老虎，都有敢于拼搏的進取精神，那么讀書肯定給了他前進的力量，為他插上了騰飛的翅膀；而插翅的老虎攀登書山肯定比無翅的老虎更迅猛。攀登書山與攀登教學的高峰形成良性循環，應該是名師成名的基本規律。
六、如僧坐禪沉書淵
李震第一學歷是中等師范——1977年畢業于運河師范；他也是在教齡不足三年時于1980年就在徐州地區承擔了大型現場會的執教任務，他把那次難忘的“折磨”視為教學認識的飛躍，教學精神和教學境界的提升。他的第二學歷相當于師專——1982年畢業于徐州地區教師進修學院。但說到攀登書山的途程，他是20位名師中走得最遠者之一。1984年他剛考進江蘇省教育學院進修本科，拜訪吳文治教授時接受指點，邁開了學術研究的堅定步伐。到1997年12月30萬字的《曾鞏年譜》出版，李震花了12年的課余時間，在圖書館里練“抄功”。其中1991年暑假，他每天早去晚歸往返80公里，到連云港市圖書館借閱四庫全書。中午在五樓走廊上，借書一本，置一桌一椅，放一壺一杯，加一潛心靜讀書之人，他自詡為“六一居士”，又因大汗淋漓，自嘲為“翰林（汗淋）學士”，就這樣一天靜讀九個半小時。他借海明威“寫作是一種孤獨”的話談體會：“讀書，在最有體驗、最有感悟的時候，不也是一種孤獨嗎？……在學術追求上，不經過這個孤獨的過程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。”
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寫一句空。前輩學者的治學精神在50后、60后的中學教師中得到了傳承，我對此不吝大加贊賞！前述程翔譯注《說苑》坐了四年冷板凳，大概21世紀北京大學的研究條件為他提供了一些方便，節省了一點時間。而從20世紀80年代起步的李震坐了十二年冷板凳。我猜想他們就象僧人坐禪一樣，平心靜氣，心無旁騖，孜孜不倦，才能為厚厚的書稿畫上圓滿的句號。
20位名師中下這種苦功夫、硬功夫的不乏其人。余映潮曾做萬張卡片，李海林啃《資本論》、抄《198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》，張玉新寫《孔雀東南飛》集注、譯《離騷》《天問》，李衛東利用“非典”期間閉門讀陳鼓應編著的《老子今注今譯》《莊子今注今譯》。還有趙謙翔讀《曲院風荷——中國藝術論十講》，嚴華銀說“夜半書房，孤燈獨坐，揣摩著《閱讀學新論》，每有會意，我會徹夜不眠。”
黃厚江說：我更欽佩和羨慕那些不帶功利的心氣、能按部就班地讀書的人，他們的清高與超脫，常使我的急功近利無地自容。
我更贊賞當了“官”還堅持讀書的名師。近些年來“教而優則仕”也波及到中小學，一課成名之后，就有大大小小的烏紗帽落到頭上，從此“名師”不再以師而名。但程翔、程紅兵、李震、李勝利、李海林還有李鎮西、翟小寧等，身為一校（局）之長，可謂日理百機，不僅自己讀書不輟，而且帶動同仁一起讀書，把讀書的種子撒播到更廣闊的校園，這才是真正的讀書人。
七、如切如磋析書理
“名師是讀書讀出來的”，我還想舉出三所學校為論據。
河南省民權縣程莊一中是名副其實的農村中學——一所鄉級中學。1997年該校青年語文教師申宣成要求加入我主持的省級“十一五”重點課題，申報的子課題是在校園推廣普通話。我問他為什么申報這樣一個似乎不值得研究的課題，他說他的家鄉地處河南、山東兩省交界處，是一個“方言島”。鄉親們出了方言島聽不懂別人的話，別人更聽不懂他們的話。他自己是參軍走出家鄉才有了感受，不能讓下一代再吃方言的苦了。子課題完成后不久他被提升為程莊鄉一中校長。但他沒有停下追求的腳步，考到北京師范大學脫產讀教育碩士。回原校帶領老師搞教育敘事研究，不久被調到民權縣實驗初中任校長。2008年又考入華東師范大學讀博士。現正帶領兩所學校的校長、老師搞研究性學習的課題實驗。根據他的建議，2009年4月23日程莊鄉一中舉辦了第一屆讀書節。2010年4月為迎接第15個“世界讀書日”，豐富校園文化生活，激發同學們讀書的熱情，又開展了讀書月活動，舉辦征文大賽，學生的話題是“書中天地”，老師的話題是“我與書”。
民權縣程莊一中是我國條件最差的農村中學的代表，當然算不上名校，申宣成也還沒有“名師”的頭銜。但一個勤奮的讀書人，堅持撒播讀書種子十多年，已使一所學校煥然一新。
廣東深圳羅湖外語學校是一所建校僅五年的新校，選址在美麗的仙湖附近，遠離市區，不雜塵囂，校長鼓勵老師讀書、寫書，還為老師們出書提供方便。2009年4月28至30日，中國閱讀學研究會在該校舉辦“新課程語文課改和書香校園建設”研討會，以“讀寫互動、書香滿園”為主題。與會600多位代表都得到了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套“語文教研文叢”，作者都是該校的語文老師：王滿英（副校長）文集《滄海明月》約55萬字，孫振寧文集《桐廬竹韻》約35萬字，方中明文集《蕉窗聽雨》約35萬字，羅曉云文集《作文煉識之路》近35萬字，余文浩著《和學生一起讀詩》（新詩、散文集），還有袁校長主編的語文教師的論文合集《梧桐教苑》。研討會上五位高中老師執教公開課，其中一節是“大語文”課外閱讀展示課，學生自主、合作閱讀張愛玲作品，對其散文語言欣賞評析，頗見閱讀功力。在學生讀書論壇上，10多位高一年級學生暢談閱讀《傅雷家書》的感受，各抒己見，有時唇槍舌劍，會場上不時爆出陣陣笑聲。我感慨之余，代表主辦方中國閱讀學研究會以《閱讀名著》為題作了演講，希望校長要做“戰略家”，為師生成長營造寬闊的讀書平臺；語文教師要做“語文學家”，學養豐厚又各有專長；學生要做“終身讀者”，養成愛讀書、善讀書的良好習慣；家長要做“讀書朋友”，與學生親子共讀，一起成長。近些年我致力于推進書香校園建設，我們的倡議得到越來越多校長、老師的認同。
哈爾濱三中是一所名校。每年考入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數以百計，在全市獨占鰲頭。冰雪聰明又酷愛讀書的關文麗老師在學校領導支持下，與全校語文老師合作編寫了《中華古詩文閱讀教程》一套三冊，2003年6月由中華書局出版，現已累計發行7萬多冊。這所名校之所以“名”，原因之一是校園讀書風氣好。不僅語文老師熱愛讀書，其他學科的老師也愛讀書。2009年，哈三中成立了教師讀書沙龍。參與者有任歷史教師的副校長，有化學功勛教師，有化學、藝術、歷史、心理教研室的主任，有語文、地理、美術、專攻民族舞蹈、專攻鋼琴的音樂教師和工會委員。既有在《人民文學》等發表過文章的幾位特級教師，更多的是中青年教師。沙龍是志趣相投者同心燃起的星星之火，是教師學術、思想、生命相互潤澤成長共生的翠茂枝體。它是“下午茶”中輕松的交談，涉足心理、藝術、哲學、教育、人文，借薦書、游學、問師搭建寬廣的橋梁。下面是在一次交流中大家互相推薦的共享書目：《上海的風花雪月》《靜靜的頓河》《走進俄羅斯》《青藏蒼茫》《水知道答案》《目送》《我的爸爸叫焦尼》《父母改變孩子改變》《境界與文化——成人之道》。
古人說：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陶淵明的讀書經驗則是“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”我所列舉的三所學校，無論是簡陋的農村中學，是優雅的新建中學，還是著名的省會重點高中，都重視教師之間的讀書與交流。在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氛圍中，共同感受書中的形象，分析書中的義理，互相取長補短，分享讀書的無窮樂趣。我特別羨慕哈爾濱三中的老師，如能旁聽他們的沙龍，定能享受精神的盛宴。
八、如蜜如飴享書樂
名師是讀書讀出來的。請聽幾位名師的高論。
胡明道：淡淡的書香能蕩滌人的心靈，鍛造人的品格，陶冶人的情操，增長人的智慧。閱讀是一種享受，更是一個過程：是一個由視覺到內心審美的過程；是一個心靈充分張開與延展的過程；是一個對生活不斷觀照、不斷追問的過程；也是一個生命前進、時葆敏銳與鮮活的過程。
趙謙翔（入選《中國教育報》“十大讀書人物”）：書中自有花似錦，書中自有草如碧，
書中自有春如畫，書中自有秋如火。何以解憂？唯有讀書。何以解愚？唯有讀書。何以解老？唯有讀書。讀好書，利人；好讀書，養人；讀書好，成人。
余映潮：朗讀，對孩子們進行著審美熏陶，進行著情感陶冶，進行著氣質培養。日常教學中，沒有朗讀的語文課不是美的語文課。
程紅兵（入選《中國教育報》“十大讀書人物”）：學校真好，可以讀書，讀很多自己想讀的書；走進圖書館任意翻檢自己喜歡的書，回到家里，看著一排書架，坐擁書城的感覺好極了。
褚樹榮：一個理想主義者+一個“書呆子”+一個“孩子王”=優秀語文教師。
李衛東：讀書，在為我和我的學生的語文田野上涵潤著適宜生長的土壤。語文教師應是一個成熟而專業的閱讀者，以此促進學生的理想閱讀。
董一菲：世間還有什么比讓孩子們喜歡讀書更讓人高興的事呢？教孩子們讀書吧，他們的心會因此豐盈。
尤立增：讀書的感覺是初春的一抹綠意，是夏日的一陣清風，是深秋的一鳶落葉，是嚴冬的一片陽光。只有多讀書，你才會成為一個有品位的人，才會成為一個不斷前進的教師。
……
本想摘抄每一位名師的讀書心語，限于篇幅就此打住。
多讀好書是名師成名的必由之路，舍此沒有終南捷徑。
行文過程中，我也不斷地反躬自問：條條大路通北京。名師成名途徑多多，你硬說只有讀書這一條華山道，觀點偏頗經得起批駁嗎？你不是以非名師之心度名師之腹嗎？
成名要有天賦。固然。要做好任何事都要有基本素質。但我說素質來自讀書。年長如趙謙翔，年輕如王君，都說自己天資平平，并非聰明過人。他們依仗的是堅持不懈地讀書。不讀書早就成了方仲永。
成名要有機遇。當然。但至少在教育園地，機遇偏愛善讀能寫的人。我估計《名師講語文》這類書是不大好雇用槍手捉刀的，自己不能寫就出不了《***講語文》，就會錯失機遇。
名師是在教學實踐中成長的。必然。但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。名師在教學實踐中遇到了瓶頸，往往是在書中找到突破口的。
名師是在教學大賽中脫穎而出的。誠然。但看名師們的教學實錄，哪一課不是在教師大量閱讀的基礎上，才能做到左右逢源、游刃有余、出奇制勝、令人拍案叫絕的？
名師是由先輩的言傳身教手把手帶出來的。確然。幾乎每一位名師都深情追述了他的一位或多位恩師。但我注意到，名師們崇敬的前輩名師，對他們最大的影響莫過于教會了他愛讀書、善讀書。當今社會以師帶徒的傳統方式也不是名師成長的唯一途徑了，師傅領進門，修行在各人，最終還是要自己腹中有詩書。
名師重在人品。真理！但人生的境界靠什么來提升？高尚的精神從何而來？浩然正氣用什么來培養？我說還是讀書。你讀書的品位有多高，你的品格就有多高；你讀書的視野有多寬，你的胸懷就有多寬；你讀的書有多美，你的心靈就有多美！
名師是時代造就的。絕對真理！但同一時代不可能人人成名師。這批40后到70后的名師的成長，也折射了時代的變遷。70年代無書可讀，他們淘書來讀；80年代好書稀缺，他們搶書來讀；90年代有書不讀，他們讀書不輟；新世紀以來每年出書以十萬計，2009年達27萬種，令人眼花繚亂，他們氣定神閑，擇書而讀。如品茗，如飲蜜，如賞美景，如聆天籟，苦在其中，更樂在其中。
自我反詰之后，我仍然堅信：閱讀成就名師！
我還注意到，20位名師中，本土成名者寡，異地成名者眾。個中究竟，吾性也愚，不敢妄加猜測。
……
趙謙翔在入選《中國教育報》“十大讀書人物”的感言中說：有憂有慮。“讀書人不讀書，教書人也不讀書”的悲劇愈演愈烈，如何不憂？此語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我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發此怪論，無非是一個老語文教師的杞人憂天而已。
拜讀此文后，各位教員有何感想呢？
